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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         ★★★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
作者:蔡天新 文章来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点击数:6935 更新时间:2010-2-21 15:04:02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事件可谓是举国上下、老幼皆知,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非同凡响。从历史的角度认真分析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事件,对于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探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不无裨益。

    一、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事件引起中央高层领导和地方

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李庆霖的上书首先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7342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省莆田县的普通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来信。信中反映了他16岁的儿子上山下乡后所面临的艰难窘境,“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长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同时,李庆霖还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走后门”等现象大为不满,信中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所以,他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冒昧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阅读李庆霖来信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又从激动到酸楚。尽管信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再表示肯定,但不难看出仍有不少怨气。“可怜天下父母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只有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才“斗胆”向他说真话,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毅然提笔给这位普通小学教员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 25

    毛泽东的回信立即在r巾央高层领导中引起高度重视。1973429同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15分。会上,周恩来在传达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与会人员还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局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林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一’支由党、政、军三结合的得力工作队70多人,分成12个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r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作准备。

    李庆霖上书事件也引起地方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19735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将毛泽东回信的主要内容,以及李庆霖反映的主要问题电告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委马上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讨论和研究。会议之后,福建省委一方面派出调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市调查知识青年上山F乡后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将有关情况电告中共莆田地委,要求莆田地委认真调查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有关问题,抓紧落实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后的一些具体困难。517日,中共福建省委又发出了《关于认真学)=】毛丰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在阐明毛泽东复信的伟大意义的间时,指示各地要认真解决好全省20万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并要求各地委、市委和县委对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行及时处理和有力打击。《通知》还要求各地、市、县对“学习毛主席这封信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检查落实情况,要向省委作一次报告”。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和福建省委的指示引起莆田地委领导的极度紧张。54日,莆田地委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后,立即召开地委常委紧急会议,对全区知识青年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些应急措施,会议一直开到午夜。第二天一早,莆田地委就派出工作组,由一名地委常委带领4名队员,深入到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蔌芦公社水办大队了解情况。工作组经过一天的调查了解,证实了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有些问题比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更加严重。当时莆田地区正在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了弄清情况,莆田地委又专门召开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随后,莆田地委马上召开地委常委及莆田县委等有关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全区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并要求将调查情况以书面材料上报地委。莆田地委还强调,各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存在的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困难,要“统筹解决”,争取主动。问题出在莆田地区,莆田对知青问题的解决要先走一步,特别是对“走后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和事要严厉查处。会后,莆田地委又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4个调查组,分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集中的莆田、永太、闽清、闽侯等县进行重点调查。

    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到了莆田县,县委刘书记非常震惊,当时就对准话筒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然而,李庆霖信中反映的问题毕竟出在莆田县,对于解决问题县委领导人责无旁贷。但是,有的人却认为李庆霖是在告莆田县委的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因此,莆田县委一班人感到压力很大,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不执行,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对此莆田县委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莆田县委又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心中没有底,如此“大好形势”还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于是,县委马上派出工作组进行反调查,并对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施加压力。一位县委领导在涵江公社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鉴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莆田县委最后只得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72日向莆田地委呈交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同志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李庆霖上书事件披露之后在全国引起轰动。首先,对此拍手称快的是广大知青家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千家万户,至1972年,全国已有300多万知识青年离开父母下乡。所有的知青家长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心存忧虑,不仅是这些家庭关心这件事,而且关心今后子女去向的全国每个普通家庭都在关注这件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耗资300多个亿,动员2 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市到农村的2 000多万人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而这2000多万的亲情关系又牵动了整个社会,这就是一封普通群众来信引起中国社会轰动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共中央及各地党委的高度重视,也扩大了李庆霖上书事件在全国各地的影响。19736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信、毛泽东的复信和中共福建省委517日《通知》一并印发,发至公社、街道以上的各级党委,并要求向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传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环境中,作为中央文件来传达一封普通群众来信,其宣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莆田地委在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时,要求各县必须由第一、二把手亲自抓,并培训了大量的宣传骨干,深入工厂、企业、农村、街道等,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仅莆田地区就抽调机关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6 099人,而这些干部又在基层培训了宣传骨干25 000人。小小一个莆田地区就有如此庞大的宣传队伍,全国更不言而喻了。再次,“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狂潮,也使李庆霖上书事件产生畸形效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每一个字都是“最高指示”,而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不是一两个字,而是一封信,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正由于如此,才使李庆霖上书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轰动全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为风靡全国的知名人士;一位没有“后门”可走的知青家长,顿时成为人们羡慕的“反潮流”勇士;一个让人不屑一顾的“臭老九”,突然间身价百倍,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一个家居闹市无人问津的普通百姓,一下子成为众多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人物。

二、党中央、国务院以毛泽东的回信为契机。着手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首先,毛泽东的回信在强化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认识的同时,也解决了知识青年的~些具体生活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初、高中毕业生出路,缓和城市就业压力的就业问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却被提高到“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高度,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使之迅速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所以,这场运动一开始便畸形发展。在方式上不切合实际,片面“强调接受再教育”,偏重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在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农村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在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造成一些知青的人身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在生活上盲目追求自给自足,给许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识青年造成严重生活困难。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人为地埋下了许多隐患,造成不幸的后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泛滥和不正常的政治民主制度,以及缺少畅通的反映民情的渠道,致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因此,李庆霖反映的情况使毛泽东震惊,也使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感到忧虑。周恩来在429目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心情沉重地说:插队知青的安置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要研究口粮问题,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周恩来初步估计,全国当时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按30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补助300元,需9个亿,他请财政部研究并预算。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注,各级党委纷纷将知青工作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来,并认真落实在行动中。从19736月起,各地迅速拨出专项经费和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到全国各个知青点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莆田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时,就一次性拨出粮食50万斤,专款3915万元,木材2 000立方米,折票棉布2 500米,并限期在6月底前分发到知青手里。莆田地区还抽调‘151名医务人员,对全区下乡知青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发现疾病者立即送医院治疗。对一些有具体困难长期不能解决而倒流回城的知识青年,分别派干部到各家各户进行走访,并将粮、钱送到知青家中,使那些倒流回城的知青感动不已,他们很快就全部回山区去了。全国各地在贯彻中共中央21号文件时都非常迅速,各级党委、政府都拨粮、拨钱和调拨各种物资,派出慰问团到各知青点进行慰问,全国迅速掀起一场解决知青具体困难的热潮。

    其次,李庆霖上书事件也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违法、违纪案件得到查处。中共中央2l号文件下发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党中央、国务院。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2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激起众怒。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期间,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徐秀峰、于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418团有关侵犯知识青年人身权利的情况,刊发在会议简报中。据19724月统计,该团30个单位,其中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有的人被施酷刑,如背扁担、跪碎玻璃、吊在空中撞墙、夏秋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刑罚多达29种。1820连的指导员李文峰奸污、调戏、猥亵女青年达15名之多,其中2人被迫自杀未遂。据云南建设兵团不完全统计,几年间共关押、捆绑吊打知青l 003多人次。被奸污的女青年达200多人,被迫害的知青,有的走投无路而自杀;有的精神失常而残废;有的内伤严重而失去劳动能力。

    这些触目惊心的状况,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非常震惊。周恩来愤怒地说:“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并立即在简报上作了两条指示:一、请登奎电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分社记者。二、请中组部、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央各部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诉。只要18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任副组长。一切调查和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一石激起千重浪。云南建设兵团菜些人迫害知青的案件被披露之后,各地反响强烈,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涉及人数之多,举国震惊。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关注下,全国各地的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无产阶级专政发挥巨大威力。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973)104号文件,将合伙奸污、猥亵女知青数十人的原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绳之以法。接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建设兵团的强奸犯蒋小山、张国良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全国各级地方党委陆续对破坏、摧残、迫害知青和奸淫女知青的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在严厉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犯罪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还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事件和其他违纪行为进行了查处。一是查处不按政策规定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的人和事。如莆田地区在查处中发现仅1972年莆田县就有“走后门”逃避下乡的知青200多人。二是查处不按政策规定,下乡镀金后,通过各种关系回城安排工作的知青。如莆田地委对通过“走后门”进入莆田糖厂、罐头厂的知青一一加以清退。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对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和建房材料的犯罪活动和违纪行为进行查处。但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事情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查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犯罪活动和违纪行为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左行为。如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被提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上,有些正常的不同意见被当作“反革命盲论”看待,甚至一些具体的小节问题也被提到“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高度,从而又造成一些新的不应有的冤假错案。但从总体上讲,由于李庆霖的上书,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委对知青问题的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和一些违法违纪行为,得到了及时解决和查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

三、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在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具体困难、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的同时,着手考虑纠正这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首先,各级党委政府都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李庆霖上书事件发生之后,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在1973429日晚上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恩来就严厉批评:中央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么搞在计委劳动局下面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随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下属的地、市、县都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事机构,并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来,成为一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都不敢忽视的工作。

    其次,国务院放宽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为了改善知识青年的生存环境,国务院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河南省的经验,改进了插队方式,采取四种较为灵活的上山下乡方法:一是对知青插队的组织方式放宽了限制。采取党委组织和个人选择相结合的办法,可以一批一批去,也允许个别去;可以在本省插队,也可以到外省去,还可以回到老家去。二是因地制宜,成立青年队。即采取河南省的经验,以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成立单独核算的青年队。国务院要求各地在人较少、地较多的地方设点,以便知青们相对独立地生活、劳动和学习。三是可以创办农场。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在适合的地点创办集体所有制农场,集中安置知识青年。四是继续搞好建设兵团。由于这种办法是按军队的管理方法操作,司、政、后一大堆,非生产人员太多,生产建设兵团头大脚轻,既不适应生产,又不好管理,中央要求各建设兵团注意减少非生产性费用,采取记工分的办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知青的个人意见,改善了下乡知青的生活环境。

    再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调整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主要表现:一是从思想认识上初步纠正了“左”的错误。197362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直机关的有关部门,以及11个大军区和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东、云南等5个生产建设兵团,计123人。会上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走后门”现象、打击迫害和摧残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与各级领导对知青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以及知识青年思想不稳定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725日,会议领导小组将讨论修改后的《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送中央,经毛泽东圈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晚开会讨论。会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决定不再搞运动,把知识青年上山F乡作为一项工作来对待。同时,周恩来还建议不要召开大型的万人大会,不要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大造声势,要通过层层教育,树立一些典型,号召知识青年向模范人物学习,自觉到农村去接受教育。84日,中共中央30号文件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问题的六条意见。同时,为了规范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国务院还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作为附件一同下发。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一阶段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过左倾向,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安置方式,保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顺利进行。这些政策性的转变和具体措施,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的下发,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当时从理论上还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大方向,但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

    二是在安置方式和去向上有了较大的改变。李庆霖上书事件发生之前,各地主要采取将知青分散安置在边远贫困山区、生产建设兵团等方式。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对知识青年的去向作了新的构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73年至1976年,全国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共有690万人,其中到农村插队的486万人,到集体场队的有129万人,参加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有75万人。虽然说‘1973年以后去农村插队还是安置知识青年的主要方式,但已不再强调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分散安置。各级党委都积极创造条件,相对集中,派出专职干部统一管理。在去向上,也不再舍近求远、强调向边疆贫困地区大量输送,而是在城市的郊区农村挖潜力。特别是从1973年下半年起,在知青安置方面提倡创办集体场队,由国家投资,创造既能参加劳动,又能接受再教育的条件。所以,这种安置方式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插队。

    三是在知识青年的回收上出现新的变化。1973年以前,各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去向问题规定得比较笼统,虽然国家每年都选拔一部分知识青年去当兵、招工和上大学,但从大方向上讲,还是提倡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能离开农村的知青是极少量的。况且这些知青既不是在农村表现最好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表现较差的那~部分,而大多数是有政治势力和其他关系的,正如李庆霖所指的“走后门”的那些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考虑,各级领导已经意识到光凭满腔热情和一时冲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做到有上有下,有去有回,才能良性循环。因此,各地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大多已考虑回收问题。有的地方规定了下乡时间,23年后可以回城安排工作;有的城市则采取一届顶一届的办法;对同一家庭有几个知青的一般采取一人顶一人的做法。因此,从1973年起,全国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对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开始出现良性循环。同时,国家每年还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干,并对1973年以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通过招工、招生及病退、困退等途径,加快回收步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由此可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政策转变,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

    当然,分析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事件对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并不是为李庆霖本人歌功颂德,能纠正这场政治运动过左行为的关键,还在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俗语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亲自号召和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及其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才能真正使这个运动走向终点,李庆霖上书事件只是这个运动转折的导火线而已。李庆霖上书事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全国千千万万知青家长都有向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反映情况的强烈愿望,但在特定的政治气氛中,许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讲真话。尽管如此,向毛泽东及各级领导写信反映问题的人何止千干万万,能转到毛泽东手上的信却少之又少。所以,李庆霖上书事件是具有偶然性的。如果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所涉及的层面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上讲,这一事件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总有一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会引起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因此,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对李庆霖上书毛泽东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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