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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
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作者:郑以灵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点击数:3734 更新时间:2010-2-16 10:12:17

    20世纪的中国,“知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新概念,它的全部内涵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和命运。知青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缩小三大差别的一项战略措施。西方学者在谈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却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城市失业人口剧增、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大量的农村人口向着城市盲目流动造成种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这一实验和它一度取得的成效具有世界意义。而作为这场运动当事人的知青本人,当时过境迁入至中年时,对这一页青春颠沛史作超越时空的反顾,发出了“蹉跎岁月”和“青春无悔”两种声音。本文无意对知青运动作政治评判,因为它涉及面太广,与国民经济、农业问题、教育制度和毛泽东晚年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知青运动归根结底是社会就业问题,它与毛泽东的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思想密切相关。

    一、农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文革”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活动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提倡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农村未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就面临着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国家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人,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对于不能升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面对青少年未能充分就业的难题,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农村成为毛泽东解决问题的首选。195512月,毛泽东作了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具体针对的是当时农业合作社缺少有文化的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他期望有文化的青年与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决裂,到农村去提高农村的文化素质,改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差的状况,为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但是,按照传统观念,人们上学读书是为了脱离贫困的生存环境以谋取更好的.人生出路。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单就职业本身而言,它作为社会位置是存在高低贵贱的。因为它是社会地位的具体体现,不同的职业为从事该职业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待遇和精神报酬,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当时的做法,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和不愿去农村务农视为落后的传统观念,这是从意识形态上寻找突破口,避开了经济上的真正起因。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推动这项本质上是解决就业问题的知青运动,树立了许多知青典型。由于职业角色也同其他角色一样,影响和指导角色行为的基础是职业的角色期望。知青到农村务农有怎样的美好前途必须有典型做榜样。1964年毛泽东七十一岁生目的时候,破例办了三桌便宴,被安排坐在他左右侧的就是知青先进典型邢燕子和董加耕。社会赞许对人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人们期望获得社会的赞扬和鼓励。宣传机器大肆渲染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和农业劳动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于知青的嘉许,知青典型就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归化作用。在作为位置的职业和作为角色行为主体的职业角色扮演者两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无论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个体价值的实现,都是通过个体的角色行为实现的。通过典型的宣传,加上“文革”前青年中普遍弥漫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下乡当农民光荣的观念日渐得到未能继续升学的中学生的认同。毛泽东曾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①1964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就决定,在今后十八年内要安排3 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与农民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为俄国民粹派认为平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保证。其实这是不合实际的。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的提法,除了解决就业问题外,在政治上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出发的。毛泽东关于青年问题有一段名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①

    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特别重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以城市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农村建设的一个实验。也有论者认为毛泽东提倡知识青年当农民,导致了对知识分子和城市的忽视,忽略了中国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潜力和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周恩来曾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②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时,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将青年的社会位置定于农村,确实有失偏颇。19793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了严重的问题。”“耕地少,人口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③这说明了农村人多地少,已人满为患,将人口流向从城市导向农村,不符合青年对职业角色的期望,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有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就业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发展了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认为,“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机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统筹兼顾”是个大课题,是执政中无法回避的。因此,毛泽东面向农村的就业方针及其实践,可以说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次社会实验,尽管它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二、农民:吸纳性最大的劳动群体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状况如何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国家的盛衰。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系统地探索了农民问题,科学地阐明了农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农民阶级的特点和发展前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领导农民运动十分娴熟。他清楚地知道,农民是最大的劳动群体,人员基数大,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低,因此农民是一个吸纳性最强的劳动群体。当“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由于废除了升学制度,城市里已经滞留了数百万的中学红卫兵,他们的就业出路在哪里呢?毛泽东于19681222日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中学毕业生的前途与就业安置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少数先进的前卫人士的行为,并且建立在动员和指导的基础上。但是,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发端,此后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少数病残者外)被强制性地安置到农村当农民,然后以农村为“蓄水池”,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再视情况进行少量分流安排进城工作。这种做法,完全抹杀了当事人的职业角色意识。毛泽东最高指示中的关键词是“再教育”。“再教育”的内涵十分丰富,其表层意思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向贫下中农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其深层意思则向来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拔高农民的政治地位,确立农民对知识青年居高临下的社会位置,对农民接纳外来人口进行精神补偿,从而促使农村同志“欢迎他们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

 在一个落后而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其职业角色期望往往表现出松散、模糊和人格化顷向。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教育内容是模糊的,不过是一些“忆苦思甜,,的家史和类似原始性的田间劳作;教育目的是使知青思想革命化,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极为松散模糊的职业角色期望带着人格化的倾向。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再次赋予了农民以崇高的位置。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又一次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基本源泉。‘先进的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被当成完成对人的道德和思想进行改革的主要力量”。①毛泽东赋予农民对知识青年的教育者社会位置,似乎印证了迈斯纳的观点。其实不然。毛泽东历来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长期受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缺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倾向,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而毛泽东极端重视教育、组织、改造农民。他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赋予了农民教育知青的位置,实质上是希望知青在农村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成为改革农村落后面貌的生力军。但是毛泽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对知青在政治上确有贬损作用。它使得知青淡化自己的职业角色意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人们都具有正确的职业角色意识,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推动社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要求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知青来说,这种职业角色期望过于抽象模糊。除了极少数知青先进典型表示要与传统观念决裂,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外,绝大多数人因社会没有提供给他们个人选择的空间而充满失落感。因为社会期望是角色行为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标准,大而无当的社会期望使知青无法认同自己的职业角色。

“文革”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原有的产业规模和结构很难吸收消化更多的劳动力。战争年代贫瘠的老区养育了革命力量的经验,使毛泽东把目光注视到农民这一最庞大的劳动群体。以落后的农具为生产工具粗放式经营,以广袤的土地为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无疑可以吸纳相当多的劳动力。但是,将数量庞大的青年待业大军安置到农村,从本质上说是对农村极有限的生存资源的剥夺,因此,农村同志对上山下乡知青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首先是能否接纳,其次是能否融洽相处。在“文革”时期,一切都纳入政治轨道,劳动就业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是人多地少,偏僻山区虽然人少地多,但自然条件很差,土地十分贫瘠,气候恶劣,事实上知青到农村去,势必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IZI粮,加重农村的负担。事实上,农村干部就抱怨知青上山下乡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安置工作麻烦,而且知青的文化优势还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地位。普通农民则对知青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与观念感到反感和不满。更重要的是当劳力的投入未能增加粮食产量的时候,知青赚取的工分和分配口粮等于是对他们的“抢夺”。此外,农民对知青普遍抱有不信任态度,认为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知青难以忍受农民从小就已适应的繁重劳动和艰辛生活。一旦  知青中有人出现不正当行为,就会恶化双方的关系。因此毛泽东强调了“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让知青处于被农民教育的社会位置,使农民获得一  种对文化人掌控的自豪感,以此作为对农民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的一种精神补偿,这里蕴含着政治家处理社会难题的深谋远虑。劳动权实现的瓶颈现象实际  上在第三世界国家是普遍存在的,解决的办法各有奇招但都难尽如人意。毛泽  东的思路较接近于“蓄水池战略”,农民出于对毛泽东朴素的阶级感情,用他们的脊梁顶起了这座“蓄水池”。

 三、农业:劳动就业的主要通道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1956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认  为,现在要“更多地发展农业”。1959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1960年,他又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同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1961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毛泽东根据“统筹兼顾”的思想,将知识青年安置到农村,也是一种着眼于发展农业的人力转移计划。19649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评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彻底改变我们的农村‘一穷二  白’的面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正集中精力支持农业。成千上万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正一批接一批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和山区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急需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青年。”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治国体认。

 人民公社化运动过后,粮食极端短缺,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城市的就业出路越来越窄。于是国家采取精简城市人口的措施,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去。据资料统计,从1960年到1963年,把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关闭,各级机关裁并机构,精减职工2 000多万。在城市中,采取以弱代强、以女代男、以老代壮的办法,顶替出大批的青壮劳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事后周恩来说:等于是把一个国家搬了家了。19636月至7月,中央召开六个大区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由此可见,加强农业生产也是安置知青的~个重要动因。

 由于毛泽东试图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有的论者据此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其实,党中央、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指出:它是“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①当时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起点低,还处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状况,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是正确的。但是,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通过加强农业生产来解决城市未能就业青年的出路问题,显然削弱了城市的中心地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改变了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将城市文明消融于乡村文明中,给~代人带来了精神痛苦。也许知青上山下乡的某些方面在社会进程中可能具有若干进步作用,但是,农业经济毕竟是当代注定要被替换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对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更多的是从政治、情感和社会平等公正的角度来考虑,基本上没有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所以,他对中国的人口问题非但不认为是一种负担,反而以为是一种优势,并自信能统筹兼顾地来解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运动,知识分子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了事。”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对于国民经济是如此之重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就业显然不成问题。但他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现实,更忽视了知青对农民这一职业角色难以接受的现实,仅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将农业生产视为劳动就业的主要通道。

 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解决青年劳动就业问题呢?关键是要靠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979年,持续了二十多年、高潮期达十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告寿终正寝。知青大返城后,党和政府在城市广辟就业门路,平稳地消化了这批待业大军。19801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中指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q1957)》,中共中央党校卅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②《毛泽东选集》(5),人民卅版社1977年版,第387页。

 ③《邓小平文选》(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出:“三中全会以后,提了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去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700万人以上,今年还要继续安排。”①这里说的待业人员主要是指返城的知青。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是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社会期望,知青大返城成为不可遏制之势,知青的职业角色也就成为一个失败的社会实验。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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